(122)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世界上还有一大批国家也都主动地学习、移植、加入大陆法系，走上法典化道路。⑧现残存的9个楔形文字泥板断片，除序言、结语之外，正文部分是1952年摘译的俄译本，从第8条至第38条。

古籍记叙：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进入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刑，如皋陶制刑禹刑汤刑和九刑(周刑)等。法典不是已有法律文件的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的新的法律文件。⑩ 约公元前1800年的苏美尔法典，是楔形文字大泥板之一部分，(11)出自乌鲁克城，为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拉尔萨王国法律的一部分。

(37)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87)之后，许多西方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甚至存在所谓捞人现象，通过操作摆平腐败案件、改变死刑判决。

申诉权利可以用于监督司法机关，防止错误裁判的发生。确保法律有效实施，需要完善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的机制。加强权利的司法保护，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机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将所有的矛盾纠纷都推向法院，而是应当坚持司法为民，减少讼累。推动司法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普遍设立诉讼服务站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及时解决纠纷。

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利益着想，让人民幸福就是党的事业。

中共中央2020年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第四部分专门对加强权利保护进行了部署，其中包括加强权利的司法保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二是有的司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

诉讼服务向网络空间延伸，保证诉讼服务全天无休、随时可及。公开运行就是要保证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司法监督，构建开放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确保司法人员公正廉洁。所有权利的保护，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各方面，但司法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段防线。健全完善诉讼制度，优化诉讼程序机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推动形成科学完善的诉讼制度体系，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根本目的还是保护人民权益、保护公民权利。

制度约束就是要通过制度来保障，让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和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四项基础性重大改革任务，是保障司法权依法运行、司法人员公正廉洁的制度笼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群众反映的这种现实不良现象。司法是法律实施的主要环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也是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关键环节。

形成了以当场立案为主体，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等为支撑的全覆盖、立体式、多元化登记立案体系。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人民群众对这类现象的反应强烈，必须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这类腐败现象。枫桥经验逐渐从以对敌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管制经验，发展成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经验。坚守法治，要求司法人员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不偏不倚，铁面无私，公正司法。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

上述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完善巡回审判制度，推广车载法庭等巡回审判模式，深入到企业、社区等群众集中、纠纷集中的地区，让流动的人民法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诉讼的需求，让各类当事人亲历司法的过程，感受正义的裁判。

一些冤假错案后来得以纠正，就是由于当事人的长期申诉得到重视。一切依靠人民，司法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尊重人民群众在司法实践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和所发挥的作用，使司法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进五个阶段，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我国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强调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权利保护，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加强诉源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这种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执法者听之任之，甚至充当保护伞。然而，法律只有从文本变成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发挥作用，仅仅停留于纸上的法律，没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人格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文化权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人民群众期待享有更加广泛和充实的权利，法治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扭住职业良知、坚守法治、制度约束、公开运行等环节，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良知甚至做人良知的缺乏。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鲜明指出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作出司法要保障全体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落到实处的科学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公正廉洁的司法工作队伍、保障人民群众诉讼权利、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机制等一系列加强权利司法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是人民司法的根本目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宗旨，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司法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总结阐述、推广发展枫桥经验。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其三，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基于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越来越关注一些跨区域案件的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

捞人现象的存在，花钱买命、提钱出狱能得手，其原因就在于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人与黑恶势力勾结。在现代社会，司法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发挥着社会稳定器和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司法履行定分止争的法律职能，既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的第一线，又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一，建设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体系。

2021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有了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法律，如果不能将其有效实施，那么人民权益和人民福祉也不可能实现。